段华是一名来自桂林的律师，曾担任当地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的主任。他代理了一起涉及国有企业的执行案件，该案件已经静止了十年，法院经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名下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因此将案件暂时搁置，待日后若有财产再行处理。然而，段华收到举报，称这名失踪的被执行人可能伪名前往新疆，拥有房产和公司。经过笔迹和人像鉴定后，他虽然得到了有力的证据，却未及时告知委托人。2016年，段华以3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这笔债权，最终成功执行回626万元，而他自己留存了其中的590万元。法院随后认定，段华作为律师明知这笔债务可以追回，却故意隐瞒真相，低价获取债权，构成诈骗。加上贿赂法官3万元，法院对其判处11年2个月的有期徒刑。

段华的辩护主要基于两个方面：首先，他质疑监察委员会为何能对其涉及诈骗进行调查，辩护方认为诈骗罪属于普通刑事犯罪，应由公安机关负责，而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只限于官员职务犯罪。辩护方认为，监察委员会在调查法官贿赂案时，顺带查到段华的诈骗指控，已越权。同时，案件经历了初审和重审，检察院后来又补充证据，使得辩方怀疑这是为了设定罪名而进行的“定向取证”。对此，法院指出，根据《监察法》第34条的规定，涉嫌职务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案件通常由监察机关主导调查，其他机关协助处理，因此监察委员会在查贿赂案时发现诈骗线索，进行并行调查是合法的。

其次，辩方认为这属于正常的风险代理合同，属于民事纠纷，而非刑事案件。他们解释称，这笔债务在2005年就已经终结，相关公司的法人被通缉，属于无望追回的死债。段华以30万元购买这笔料想无法回收的债权，在行业内是普遍做法。此外，段华为了调查费和旅行费用也已垫付了超过5万元的费用，并称这30万元债权是回款后才付给国企的，因此国企并没有承担任何损失。他们辩称就算段华未完全透露情况，也属于民事上的欺诈，而非应追究的刑事责任。辩护律师指出，风险代理的收益虽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律师收费上限，但这属于行业管理问题，不该以刑法来追究。

对此，法院回应说，身为资深律师且又是刑事委员会主任，段华在得知鉴定结果后，就应意识到胜诉的可能性增加了，他应向委托人说明情况，却在国资委会议时选择隐瞒，未提及鉴定结果，构成了隐瞒事实的行为。至于国企是否知情，法院认为，仅凭陈文签收报告不足以推定国企知晓细节。段华在会议中并没有解释“异议”的含义，致使公司内部的人无法理解。法院还表示，即使国企管理上存在问题，也不能成为诈骗的免责理由。

另一方面，一个颇具争议的方面在于段华行贿法官3万元而被判刑，但在他行贿的法官刘军却仅受到党纪处分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。法官刘军供认收受了20万元，且监察机构调查显示其多年来收受不当款项41.8万元，结果仅被降职。按照法律逻辑，行贿罪只需确认行贿时的意图是否谋利即可，而受贿罪则需赵法官实际利用权力为行贿者服务的证据标准，因而刘军未遭到控诉。

总之，段华作为刑委会主任，长年在法庭上为他人辩护诈骗，最终却令自己落入了诈骗的法律漩涡。这笔原本仅为30万元的债权，最终成了626万元的争议焦点，此案尚未完成终审阶段，段华已提出上诉。